课程详情2014-01-22 17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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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与茶文化
唐代诗人元稹的《一字至七字诗:茶》写道:“茶，香叶，嫩芽。慕诗客，爱僧家……”可见，茶叶与佛教有着迷惘之缘。
浙江地处东海之滨，由于其自身的气候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，因此产茶历史持久，名茶甚多。
西湖龙井、安吉白茶、顾渚紫笋、天目青顶、婺洲东白等等都是*茶叶中的上等佳品。
浙江茶叶作为*茶叶的重要组成局部，更是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一、浙茶备受佛教推崇
西汉末年，佛教传入*。
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兵燹战伐，中原动乱，群众生活危在旦夕，佛学思想容易为广阔劳动人民所接受，“荏弱之民，多皈依而祈福，高明之士，则避世以理穷。”佛教开端发展，各地大建佛寺。
唐代诗人杜牧诗云: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几楼台烟雨中。”
随着佛教的流行，它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需求增加，浙茶也开始进入佛教信众的修行中，浙茶之所以遭到佛教的推崇，其缘由是多方面的。
1、坐禅的需求
自释迦以来，佛教重要修行方式之一便是坐禅，“坐禅央求静坐、敛心，到达心无邪念，万相皆空。”
其姿态要求“大腿叠于大腿上，挺直脊梁骨，颈稍屈于前下方，气沉于下腹部，静静地呼吸，目光散视或集合于某一固定物……”，一般的僧侣无法坚持，就连高僧巨匠们也很难支持下去，故寻觅一种既契合佛教戒律，又可以消弭坐禅带来的疲倦的饮料也属肯定，“正好茶性苦寒，具有破睡驱眠，去烦解渴的功用。”
陆羽《茶经》中曰:“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最宜。精行俭德之人，若热渴、凝闷、脑疼、目涩、四支烦、百节不舒，聊四五啜，与醍醐、甘露对立也。”
浙江茶叶在这方面效果也很独特，以瓯地茶为例，《江逸志》云:“瓯地茶，雁山为*，去腥腻，除烦恼，却昏散，消积食……”可见，茶叶本身的功能决议了浙茶十分适协作为坐禅的用茶。
2、延世长生的需要
僧侣喜欢喝茶，除提神醒脑外，还将饮茶作为养生之道，长寿之法，其实，这是佛教在*化的进程中，受到道教养生思想影响的因由。
由于道教起先用的金石类药物价钱高尚，而且十分风险，茶叶却相对廉价交全，易于服食道教的饮茶习俗及思想也感染了佛教。
《茶经七之事》载云:“宋释法瑶，姓杨氏，河东人水嘉中过江，遇沈台真，台真在武康小山寺，年垂悬车，饭所饮茶。永明中，救吴兴，礼致上京，年七十九。”
经过该则史料强调的便是茶关于台真长寿所起的作用，即常饮茶有延年益寿之功效。
《南部新书》也载有这样一则故事:“人中三年，东都进一僧，年一百一十岁，宣皇问:‘服何药至此了’僧曰:‘臣少也贱，素不知药性本好茶，至处唯茶是求或出，亦日过百余碗，如常日，亦不下四五十碗，”
此则故事中，僧侣凭饮茶年龄可达到一百一十岁上述记载可说明，僧侣们十分置信茶能延年益寿。
正因为如此，僧侣们把饮茶作为每人必修课之一，大多寺院都有专职茶事活动的僧侣。
3、宗教仪式的需要
在佛教看来，茶是禅定入境的必备之物，是佛教徒的精神寄予，甚至可通鬼神。因而，浙茶在佛教中还常被作为供佛祀品，与宗教活动自接联系起来。
据明代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记叙:“普陀老僧，贻余小自岩一裹，叶有自茸， 之无色，徐饮觉凉透心腑，僧言:“本岩岁止五、六斤，专供(观音)大士，僧得啜者寡矣。”
由此推断，当时，普陀山茶人部分用以供佛，而不是日常生活饮用在这一点上，浙茶的文明、社会功能已远远超越了它的自然运用与药用功能，它已成为了沟通人神观念的桥梁，故有时佛前供茶还会出现所谓的“灵异”，现象。
4、茶禅一味
但是，浙江茶叶和佛教的真正结合不只仅在于其自然药用功能和社会功能，更重要的是，禅宗的出现使佛教与茶找到了相通之处。
禅宗考究见心成佛，以心悟道相传。有一次大会上，释迎牟尼佛不回答大家的问题，只拈花示众，众人不得其解，惟有迦叶浅笑会晤，得佛陀心传。
此则普遍传达的佛教故事表现的正是所谓的“明心见性”，强调自身的领悟。
修心养性在禅宗中有很高的位置，恰恰品茶也需要交详静谧的心境，故“饮茶之所宜者十三，一无事，二佳客，三幽坐，四吟诗，五挥翰，六徘徊，七睡起，八宿酲，九清供，十精舍，十一会意，十二赏鉴，十三文憧。”
并且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，煮茶时的三沸判定，点茶时的提壶高注，饮茶过程中的观色品味，都倡议清心、静心。而茶人们也希冀通过饮茶，根除烦恼，提高精神境界这些与禅道中心刚好一致。
此外，“茶之为饮，最宜精行简德之人。”是说茶适合于品德优异的人饮用，又标明茶性本俭之意。
茶质量固然有上下之别，但社会各个阶级都能享用相应等级的茶。
许多佛僧把参禅与品茶并举，有的甚至以为品茶即能悟道。唐代皎然和尚在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中道:“一饮涤昏寐，情思爽朗满天地；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清尘；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”。
同时，禅宗宗旨的“静心”、“自悟”，也贯彻到了*茶道之中。日本的千利休则愈加深上天提醒了茶道本意在于禅的普遍意义，“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。汲水、拾薪、烧水、点茶、供佛、施人、自啜、插花、焚香，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。”
千利休有这种观念，这是因为日本佛教来自*，而禅是*化的佛教，它不似印度佛教原义，认为今生水不得解脱，惟有人堂才是出路，而是主意“顿悟”。从茶中找到精神寄托，也是一种“悟”。
所以说，饮茶即可得道，茶中有道，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了。
总之，茶中有禅，禅中有茶，茶味禅味木为一味浙江茶叶是*茶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自然而然受到了僧人们的喜爱，成为参禅经常用的饮料，饮茶之风也随之传遍了各个寺院。
综上所述，可将浙茶的功效归结成三方面，一是消食、止渴、却昏、少眠等，这是山茶叶木身所决定的自然药用功能；
二是延年、益寿、养生等，这是在道教思想基础上幻化出来的精神功效；
三是参禅、悟道，这是饮茶习俗在发展完美的过程中社会赋子它的心思功效，是需要自身去体悟的。
二、佛教推进浙茶的发展
浙茶的发展态势虽然是在各种要素的剖析作用下形成的，但是，佛教在其中却有着不可无视的重要作用。
首先，佛教寺院的兴起，为浙茶的快速发展发明了有益的条件。自汉代开始，佛教逐渐遍响*各地。
特别是南北朝以来，佛教发展到了兴盛时期，出现了许多寺庙，这些寺庙人多处于名山之中，如普陀山的普陀寺，天台山的国清寺等而名山胜地，林木葱郁，泉水清澈，石雾旋绕，烟雾弥漫，湿度极人，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。
宋代的宋子安在《东溪试茶录》谈到:“……撅土赤坟，撅植惟茶，会建而上，群峰益秀，迎抱相向，草木丛条，水多黄金，茶生其间，气息殊美。”
这里实践上强调了茶树对环境的选择，认为名山谷岗，上地肥美湿润，最适合种茶。
同时，自唐以后，寺院经济日渐兴旺。
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。僧尼的上层人士，不但和世俗地主一样能享用优裕的生活，而且，比世俗地主更闲暇、更有时间和条件去从事茶业活动。
拥有适宜的自然环境，必定数量的资金和充沛的劳动力，寺院运营茶园成为普遍的现象。
著名的佛教圣地。普陀山拥有的茶地，多由山僧人开拓，其中出名的桃花山，“离县约百一十里，山多茶田，颇肥美，半属普陀僧开垦。”，陆羽早年所住之湖州杆山，同样既是寺院胜地，又是产茶盛地，寺僧们长期从事茶树种植，积累了丰厚的阅历，故寺院生产的茶叶多为珍品。
《咸淳临交志》石:“茶，岁负见旧志载，钱糖宝石庵产者也，名宝石茶。
近岁寺僧求之者多，不暇精择，不及刘氏远甚。”此外，越洲佛寺所产的口铸茶，浙江石和县惠明寺僧人种制的惠明茶，径山寺僧人种制的径山茶等。这些都是最初产于寺院的名茶。
僧侣们还承当了焙制茶叶的下作，他们的制茶技术较高，“如杭之龙泓者，真者天池不能及也，山中仅一二家炒法甚精，近有山僧焙者亦妙……。
寺僧们对茶园的仔细管理和经营，使浙茶品种不断增多，质量日益提高，各类名茶相继降生。其次，寺僧们研讨茶学，以茶为题材作诗文，也有助于浙茶的发展。
历朝历代不少寺僧是有名的佳人、诗人他们好与文人交往，品茶之余，吟诗作文，遗留了许多与茶相关的名篇佳作。唐代寺僧皎然，就曾写过不少关于茶的诗作，如《饮茶歌送郑容》、《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》、《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旅居士晟 》 ，《顾诸行》等，这些诗作不仅表达了其爱茶之情，更是对顾诸茶、天目山茶等浙江名茶做了生动的描画，对扩人浙茶的传播和影响有主动的作用。
*历朝历代对茶叶贡献*的应属陆羽。
陆羽所著的《茶经》，是*也是世界上*部茶书，其中对茶的根源、产地，栽茶、采茶、制茶的过程，以及饮茶、品茶的历史，茶具的选用等等，都作了系统化、理论化的总结和论述，成为茶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，宋朝以后被称为“茶圣”、“茶神’，此外，宋徽宗也著有《大观茶说》，分十二道工序精细论述了制茶工艺。
在《茶经》、《大观茶说》等等的影响下，唐宋以后饮茶之风逐渐普及*茶叶不仅成了进贡、恩赐的佳品，更是文人雅士的溺爱之物，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，成为文人学士、寺庙高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趋于雅化。
一方面，饮茶的茶具文人化，对茶叶、茶具、茶水、饮茶环境愈益讲究，将艺术品味和审美情味融入其中；同时，饮茶不仅可借以修心养性，激起文思，参禅悟道，而日也是风雅聚会，文人高僧交流的必备，品茗饮茶的人文内涵远远超出了它的适用价值。
不仅如此，茶叶也是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，“田闾之间，嗜好尤切。”消耗需求的增加刺激了茶叶生产，在这种环境下，浙茶生长有了更加肥沃的上壤，发展速度自然也日益加快。
第三，佛教的饮茶活动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风俗发生了久远的影响，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浙江茶叶及其文化的发展。
出于佛教本身的需要，饮茶逐渐成为了寺院制度的一部分。国清寺内就设有“茶堂”，并设有“茶头”，专承茶事活动。
佛教寺院中的茶叶一般有三种用途:供佛、待客、自奉。《蛮瓯》载:“觉林院收茶三等，待客以惊雷荚，自奉以萱草带，供佛以紫茸香，盖最上以供佛，而最下以自奉也。”
当时，宋代浙江径山寺经常举行山僧徒、香客、施主参与的茶宴，由此而产生的斗茶活动及用沸水冲泡调制的“点茶法”在社会上十分盛行。
同时，僧人云游四方，沿途旅店投其所好，设茶饮以待，僧人一饮，过路商客也这般，久而久之，便成为沿途店舍必备之物。
各种茶庵、茶肆、茶寮也应运而生景。景县寺观大都附茶庵，如惠泉庵、顺济庵、鲍义亭、浮卢庵等。
《梦粱录》中所记杭州茶肆更是方式多样。此外，*佛寺实际上是公共关系场所，是商贩们做生意和蔼男信女烧香拜佛之地，每个佛教节日也是百姓出游的好机遇。
在这些节日里，僧人们提供的饭是斋饭，饮料也自然不能是酒，而是茶了。
在这里，饮茶成了人们沟通的纽带，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往来，有助于社会的开放谐和和。
总而言之，佛教的饮茶活动具有强者的社会功能，在这种功能的影响下，浙江茶叶不仅有了宽广的发展市场，更重要的是，浙江茶文化有了更深的内涵，这正是浙江茶叶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动力。
可见，由于佛教僧众社交广泛，既与上层社会保持密切关系，又与平民阶层接触屡次，因此，其影响面非常广。
唐朝时，已有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为开门七件事之说，茶叶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。
浙江茶叶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发展、昌盛，并在*众多的茶叶中独具异彩大放光芒的。
三、浙江茶叶及其文化随佛教向外发展
佛教自印度传入*后，经过*的消化、吸收，逐渐成为了*化的佛教。
因而，当它向外辐射之时，也带去了丰富的*文明，其中就包括浙江茶叶及其文化。
*茶文化向域外传播，泽被所及，首先是*边疆及周边*。
1、向西藏的传播
西藏地域，人们日常食物以乳肉类为主，缺少菜蔬，因此，需要一种饮料来消食健体，升清降浊，而茶叶正好具有这种功效。到隋唐之际，随佛教的发展，茶叶生产扩展，饮茶风也便自然而然地从南到北传到了边疆地区。
唐朝之时，吐蕃就通过万市向唐朝购置茶叶、丝绸等物品，这说明唐前期茶叶已传入吐蕃。
唐朝中期，浙茶在吐蕃已是普遍之物了。饮茶之风也在吐蕃盛行起来，致使达到了“夷人不可一日无茶’的境界。
2、向朝鲜的传播
中朝两国，山水相连，文化关系源远流长。在*商周时期，就有箕子“走之朝鲜”的传说。
许多新罗人士，包括僧侣来华求学，广泛进修盛唐文化。
当时，唐朝社会盛行饮茶，这些人潜移默化，渐渐地饮茶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嗜好，从而为日后茶饮在野鲜半岛的推行打下了优秀的基础。
到唐朝后期，浙江茶籽就传入了朝鲜，据载:“朝鲜新罗土兴德王三年(公元828年)，遣唐使金大廉在麟德殿参见了唐文宗皇帝，受赐浙江人台山茶籽四解(解:计量单位，一解为十斗，一斗为十升)，兴德王令种于地理山(今智异山，海拔1951米)海拔100米以下的华岩寺周围……”朝鲜由此开始种茶。
之后，随两国关系的发展，天台宗、禅宗佛教逐渐在朝鲜占了优势，这两大宗派的寺院茶礼也对朝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饮茶习俗慢慢推行到了大众的生活中。
3.向日本的传播
日本与*一衣带水，其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，特别是在唐宋之际，诸多留学生、留学僧侣来华求学，他们醉心于唐朝的先进文明，如饥似渴地学习*文化，因而，当茶叶传入日本时，他们学到的不仅是一般的种茶、制茶技术，更能从精神形状上全面吸收其文化内涵，而形本钱人的特征。
日本的茶叶及其文化与浙江渊源颇深，日本佛教是天台宗，其茶之根也源于浙江天台山。天台山所产之茶在隋唐时就很有名，唐朝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就有天台茶的记载。
明代许次纤《茶疏》中就记有天台茶。
同时，天台山国清寺既是*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，又十分注重茶事活动，到了唐宋，天台佛学进入兴盛期，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前来研习，回国时，他们将天台山茶籽带回了日本。
据载，遣唐僧最澄于贞元二十年(804年)“入唐，登天台山，从道邃、行满学习天台宗”。行满曾做过茶头，因而，最澄在研习佛经的同时，也接受了寺院茶文化的熏陶。
次年回国时，最澄除带经书外，还带回了天台山茶籽和大量团茶。
虽然最澄能否是*个将茶籽带回日本的人，各家学者见地不一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旱在畲良朝光阴本已有了茶叶。
到了平安朝初期，嵯峨天皇巡游至滋贺的梵释寺时，“该寺人僧水忠亲手煮茶进献，”天皇饮后大悦，“便命裴内、近江、月波、播磨等地方种茶，作为每年的贡品。”
这一方面说明那时日本已开始饮茶，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当时的日本，饮茶只是少部分人的活动，民间尚未形成饮茶的习尚，只不过，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和推动，茶业经济在日本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。
综上所述，浙江茶叶与佛教相互依赖，相互推动。佛教僧侣的生活需要茶禅一味的内在要求，使浙茶尤为佛教所重视；而佛教僧侣种茶、制茶、传播浙茶茶种及文化，对浙茶的发展有起了推波助斓的作用，促使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了极高的声誉。
